從〈馮道傳〉看五代政權之文官通朝現象
張偉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 引言
據毛漢光先生〈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註一)一文稱：「文官通朝的現象，在魏晉南北朝與五代均極為普通」。毛氏並指出「在（五代）政局變化不定，武人權重時代，文職通朝官宦與其個人才能有關，代表著政治延續。自公元907年至960年這五十四年期間，縱貫有大唐、梁、唐、晉、漢、周、宋七個朝代，其身歷官六個朝代者得七人，歷五個朝代者二十一人，歷四個朝代者四十一人，歷三個朝代者五十五人，歷二個朝代者八十九人。很顯然地有一個官僚系默默地推行政治事務，列朝君主均無意拆散這個體系，大唐禪梁、梁亡於後唐這兩次改朝換代事件中有許多宰相及高級管官吏更換替代，稍為波折；後唐晉漢周宋間之禪代，甚至許多宰相大臣皆繼續留用，猶如身歷一個朝代之中的若干政潮。」毛氏所論，已大體點出五代政權的特色，然其方法主要是根據統計正史所載人物之履歷，作一鳥瞰式的研究。今即據其所論，進而考察馮道一生之政治經歷，以說明五代政權延續的一些現象。
(二) 五代政權之文官通朝現象――以馮道為例
據毛氏的統計，歷事四朝或以上的「在這五十餘年間，共六十九人。這些官僚中，大多數人都身居顯要之職。」（按：這是因為只有這樣纔會被正史記載。）這現象可以充分說明馮道為何歷事數朝而仍能為時人所仰慕的原因，蓋當時政治風氣所趨，文職官員在易姓之後，仍能保持其原來地位，甚或因此而被加官晉爵，馮道只是一個較突出的例子。（註二）
考馮道之能成為五代官僚之典型，其原因約有下列數點：
甲、 個人之優點
《馮道傳》曰：「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外，唯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梁平，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於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馮道以好學能文，清廉之品德亦符合傳統儒家的一般要求，甚為當時河北武人集團所以倚重，故其官運亨暢。而道本人操守較佳，在時人眼中，實為一才德兼備之士大夫，故其名譽日隆。以上為馮道個人的優點。
乙、 政治手腕之圓滑
本傳稱：「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矷A必抑而置之。」此乃乘五代士族衰落之勢而獎拔寒士，以為己用。後唐雖以唐為國號，其實際之政治社會環境，與李唐一代，已經大異。當時「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學業。」（同上）而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五代時宮廷中，多屬武將，不通文墨，多企慕馮道之才藝，故明宗入洛，即謂安重誨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同上）吾人若稍明五代史事，當知五代政權之重心，在樞密而不在中書門下。馮道之能歷事數朝，實與宰相權力之下降，有很大的關係，其職務以掌管民政為主有關。此外，馮道曾多次堅拒參與軍政之事，尤能表現其政治手腕之高明。本傳云：
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為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
又云：
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
馮道一生以參與軍政為戒，而「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正是其政治手段圓滑之寫照。蓋「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以族誅為常事。如唐之郭崇韜、安重誨、任圜、朱友謙；晉之桑維翰、景延廣、漢之史弘肇、蘇逢吉、楊邠、王章等，皆一代重臣，位兼將相，或族或誅、無一倖免。」（註三）此時為政，只祈能補偏救弊，稍安其民，絕非大有為之時也，故本傳長樂老自敘云：
奉身即有餘矣。為時已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
馮道既有見於時不可為，故終身以此為憾。
丙、 善於諫諍之術
初，馮道嘗事劉守光，因論用兵中山事，「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於獄中，尋為人所救免。」（見本傳）經此一役，馮道深深體會「伴君如伴虎」的難處，故日後於君臣關係，處理得較好。本傳又言：
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為效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為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眾。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群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
莊宗，武人也，正適動怒之事，若馮道面折廷爭，不難乎玉石俱焚矣。故道之小心開導，細意剖析，故能入於武人之耳，而此事卒為道所平息，此道善諫諍之一例也。本傳又云：
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殿），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為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
史稱明宗「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故馮道雖遇此「為人純質」之君，在「兵革粗息，年屢豐登」之時，仍以日慎一日之言戒其君，是望其君能防患於未然，是一種憂患意識的表現。（註四）而馮道察其君有自滿之心而進此日慎一日之戒，可說是善於進諫了。由此可見，歐陽修言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之說法，是不夠準確的。（註五）本傳稱馮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與新《五代史》「視喪君亡國亦未嘗屑意」(註六)，都是很合適的批評。然馮氏處此天崩地裂、戰禍相尋的殺戮時代，本傳稱「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導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亦非過譽。正是由於時代的紛亂和局勢之動蕩，遂使歷代對馮道的評價大相徑庭，難獲一致的結論。
(三) 小結
文官通朝的現象，在秦漢統一以後是較罕見的。而五代所出現的情況，應與當時政治的急劇變化有關。這種通朝的現象將常在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的時代出現，而宋代以後的學者，往往據大一統的觀念，以「忠臣不仕二姓」為政治上的最高品德，而對文官通朝的政治意義，都加以完全之否定。本文通過對馮道傳的考察，讓我們對文官通朝的存在意義，增加一些了解。
註釋
註一：本文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二分冊，１９８０年６月。
註二：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載：「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漢高祖立，（道）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侍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又文中凡稱本傳者，皆據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溤道傳〉。
註三：鄭雲齡《五代史選註》商務印書館，1934年5月，第二版，頁八。
註四：《新五代史》卷六。
註五：《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註六：同上。除此以外，歐陽修對馮道的整體評價，其實並不太差，讀者平心細看此傳便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