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文化教育學會

弘毅文化教育學會「讀書會」 24/11/2007 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301室

──以〈說青年之人生〉、〈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二文為中心

本講主要結合唐先生《青年與學問》一書中的〈說青年之人生〉、〈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二文以論青年精神發展之問題。唐先生分別在1952年與1955年寫成〈說青年之人生〉、〈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二文。輯入於《青年與學問》一書，初由人生出版社出版，後改由台灣三民書局出版。兩次出版所不同者，主要是後者於書末另增三篇附錄。

觀唐先生之編排，編〈說青年之人生〉作首文而排〈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一文為壓卷之作，當中該有用意。從二文內容觀之，首文有作全書引文、導語或前言之意，藉以勾沉全書撰述之精神恉歸。關於這點，唐先生在是書的〈序言〉裏已有交代：

第一文說青年之人生，可作一篇導言看。這篇文章之主要意思，是說青年之天德並不足貴。只有繼天德以成人德才足貴。故後天的學問工夫決不可忽。後天的學問工夫中，最重要的，畢竟仍是讀書聽講。

據上，〈說青年之人生〉一文之角色價值可謂甚明。唐先生以之開啟全書的中心思想，是要青年人多多珍重青年之天性天德，使與天俱來的生機元氣不輕易散失，並自覺聚歛以成一推動社會文化發展的力量。唐先生透過文學的抒情筆法，以多番比喻凸顯青年的特性與氣象。

一. 人生如四季，青年如春──應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從而指出青年的特性是「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

二. 青年如嫩芽初發，含苞未放。說明青年特性是「代表天地之生機，人類之元氣」。

青年順其天性而有奔放活力和創新向上的精神，充份透顯「生機」與「德性」。前者能「化社會中的糞壤之腐朽，為花葉枝幹之神奇。」後者能「使人類社會歷史文化，不以中年人老年人之頹敗，而得千古常新。」二者均使社會有動力、生生不息地向前走。但是，青年的生機與德性若不加以護持，則難免走向偏方──放蕩不覊、衝動莽撞等等，使本是正直、充滿正義感的特性隨着年歲增加而衰竭。進入壯年期、中年期或老年期，本有相應的天然氣質，但因青年期的消極發展而未必能實踐天德、進而展現人德。有此見解，唐先生認為青年應在後天多下功夫，努力追求學問。多「讀書」、多「聽講」便是他們培養生機、發展德性之法門。正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個過程便是以聽讀為主，但終極目標落於立德之上。質言之，唐先生的解釋其實是順隨原儒積學以修身之思想路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青年人有創新求變、推倒權威之氣概，但若不沉潛於書本學問，難免受紛擾世事左右，不能冷靜思考社會現況，蠢動欲試之心往往被人利用。從後見之明中，這正正是民初青年迷失於革命巨潮的根本原因 (這點將見於後文之論述)。於是，唐先生認為未受社會污染的青年人，除了正義感外，還應切實思考甚麼才是「人間社會最高的正義」。在實踐正義時，除了單憑一人的勇氣實踐外，不可忘記的就是「發憤求師友相勉或尚友古人」。唯如此，青年人敢於批判、敢於創新求變的心便不會變得偏狹激進。

青年人推倒一切的氣概，源於天德，合乎生命的本質。若他們敢於批判，並有傲視同儕和前人之心態，實亦無可厚非。然而，猶寶貴者莫過於他們能夠自覺植根於歷史文化之中，使思想宏遠以及謙虛匯集他人意見之態度。這種素養不純粹是造物者賜予他們的，乃經過他們一番人為之努力，自覺地上繼天德[1] 以成人德。唐先生這一主張，清晰顯明人有仁心善性本是天德天性，但使之有所踐行而成為人德人性，便需要有一番後天努力，直承孔門為仁由己、下學上達、慎思明辨、博學篤志之教。

唐先生指出，唯聖人方能兼備四時之氣於一時一身，常人若能在各個人生階段穩守適宜而合理之人生便很好了。故青年人首先要培養自覺偏向光明、尋求中道之心，[2] 安順於此階段中的人生特性、做力所能及之事。唯如此，青年人到了壯年才能花繁葉茂、枝幹堅固、成就事業；中年才能如平湖秋月、胸懷洒落而功成不居；老年才能如冬日之可愛，反過來護念提攜下一代之青年。人生四時各循其道、各人做其應做之事，則社會亦能融和合一。唐先生以春夏秋冬、四時之氣喻人生發展之階段實亦體現天人合一之思想。以天道譬人道，則人道之周行不息取象自天道四時，人倫世界進而各按其序而生生不息，人道據此亦如天道般圓融和諧。

唐先生既強調青年人要繼天德以成人德，而成人德的切近工夫，在於求師友相勉和自己發憤讀書。學問之增益直接塑成人德。在〈自序〉中，他另為青年治學與做人提出借鏡之道：

我們所要建立的中國未來之社會，亦應能去掉現代都市文明的毛病。人的精神應歸向於樸厚，現代青年之治學作人，亦應有點鄉土氣。只有鄉土氣而有樸厚的精神之青年，才能真正造學問，使自己成一真正人物。所以在鄉村中的青年，不要氣餒，在都市中的青年，應當時常警愓着現代文明生活的弊害之侵入自己。

求青年人保持樸厚的精神，在治學時方能杜絕社會不良學風和文明生活引生的弊害。有此素質，則青年在壯年時擁有權力、地位、知識後也就不會變得驕矜浮躁。否則，若青年只如花草樹木般順其自然生命成長而不加護持修善，則自然的氣性生命必將如樹木般由盛而衰地腐朽質變，沉緬於權位名利的追逐。唐先生產生這些想法，實與他對民國以來的學界、社會觀察息息相關，這些反映了他對1919年代以來青年學生遇見的精神困境充滿無奈與憐惜之情。

基於唐先生的包容個性，以及他的為文目的不在於揭露和批判，故不盡批評當時代的青年精神。據其論述，民初一甲子以來青年學生的精神特質各有優弊，宜應客觀評斷，不得隨便誣詆前人。在1955年發表的〈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一文，他回顧清末以來青年精神發展的四大思想脈絡，對當中的優弊各作闡明，是以作後來者之借鑒。他在文首交代撰述恉歸云：

我寫此文之動機，亦不重在叙述過去；而重在以過去為鑑，以致我個人對於現在與將來的中國青年的期望。

以下讓我們觀察唐先生如何闡論四個階段裏中國青年精神發展的優缺。

第一階段是1895年孫中山首次在廣州起義失敗為起始，歷經1911年辛亥革命而至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的20多年。秋瑾、徐錫麟、譚嗣同、鄒容、黃花崗等烈士均是一時代之青年，為了復興中國而不惜前仆後繼。他們以推翻腐敗的異族政權、重建國家為人生職志，所繼承的精神是「以丹心碧血，成仁取義的儒家精神」，在底子上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現儒家開物成務、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剛健精神。

第二階段的青年精神是五四運動。青年們在這場運動表現的是一種愛國意識，他們自覺地以天下為己任，發起運動而打倒當時代的貪官污吏，並自覺自己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認為自己才是民族生機之所在，他們看清政客的無能與腐敗，不願受現實勢力、傳統習慣和一般社會文化風氣束縛，轉而追求個人自由和嘗試主宰政治，盡顯一股改革社會的新鮮活潑朝氣。

第三階段是國民革命軍成立前後的一段時期。這時候的青年參與政黨，投入於北伐軍事運動，以打倒北洋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侵略為人生職志。他們告別了五四運動時期追求的個人自由主義，願投身於革命組織，為了救國事業而犧牲自由，與志同道合者為所信奉的「理論」或「主義」奉獻生命。

第四階段是抗日時期之青年精神。國難當前，他們沒有了第一階段青年的士大夫矜持氣，沒有了第二階段青年的少爺小姐氣，也沒有了第三階段青年的浪漫氣習。他們在極困苦的時代安之若素，以樸實忠誠的精神投身於民族革命事業，為民族國家而甘心流離轉徙，共赴國難、從軍抗戰，生活是平民化的、是極艱苦的。

四個階段中的青年各有各的精神價值。但他們也是各有缺點。否則，由今之老年、中年、壯年主政的中國就不會落至花果飄零境地。要之，他們的昔日青年精神之可愛處、活潑處只如花草樹木般自然地生長和自然地腐朽，並沒有好好地保存、發展下來。當他們由青年而進至壯年，青年時與生俱來的特質也就完結，加上他們只有以破壞、批判為主調的思想特色，在往後因為擁有權力地位而促使思想個性偏離天德，這樣也直接造成他們人德上之不足。四個階段中的普遍青年的共同點，就是較趨向於放棄傳統文化修習，轉而願為「理論」、「主義」獻身，而這些外來思潮反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但是，這些思想不獨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落實，也桎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

唐先生指出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共同缺點主要表現於「消極的破壞的方面」。辛亥革命的青年精神主要表現於破壞現政權，未提出積極的建國方案，故不足以擔當建國大任。五四時代的青年追求個人主義，所重者在於以批判懷疑的精神打倒禮教、孔家店，只知羨慕西方，缺少國家歷史文化意識。這時期成長的青年，到了中、壯年，又特喜歡在政治場合或學校團體中互相詆毁、譏刺、排擠、傾軋、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北伐時期的青年雖沒有五四時代成長的人那般追求個人名位，但他們紛紛為黨派而相互鬥爭，各執黨見，進而以黨見宰制國人。抗日戰爭時期的青年雖受苦受難，但未能把反抗精神轉化為積極的建國精神，不積極地愛護中國文化，也未能尊重人性、人道和人權；一言以蔽之，人文精神仍為他們所缺。

根據這四期青年精神的缺點，唐先生為我們思考現代中國何以落後、何以未能強國富國乃至復興民族提供了一個參考系。即青年人未能建立一「積極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由是未能真正建國。建國首在於建立人格、學問、知識。當然，他並未否定四個階段中青年人的破壞工作所具備的正面價值，更未抹煞他們為國為理想而犧牲的精神。

不過，在「所欲有甚於其生者」的認識下，人人都會為了實現自己的某些理想而犧牲自己的心神、時間或生命的。只有犧牲精神在唐先生看來是不足夠的。在他們願犧牲自我的背後，實應貫串起積極的正面的具有創生價值的崇高人文理想，這樣才能歷經時間年代、社會空間的考驗，並使精神生命在不同階段均能一以貫之。青年人的消極破壞工作若有崇高的人文理想為底蘊，意義便會有所不同。故唐先生根據當下社會問題，特指出願為建國出力的青年人，不能只注目於破壞、批判的工作。理想者莫過於能有持之以恒的心志，把人生奮鬥目標投放在人性及文化諸方面，使之創生不已，並為持守此一理想而終生奮鬥。其言曰：

我們要反對俄國之帝國主義與大陸之極權的政治制度，此工作仍是消極的。但是此消極的工作，是根於我們之積極求建立一民主國家，積極的求保存和發揚中國文化之要求，積極的尊重人性、人道、人倫、人文和人權之精神。而這個積極的目標之達到，並不能以極權的政治制度之推翻為已足。這目標我們之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永不能完的事業。而我們如真知其永不能完，並願窮畢生之力以赴之，此「真知」即同時可保持我們現在之青年精神於壯年、於中年、於老年、以至於死，而將永無精神之墮落之憂。此點我希望青年朋友們，多多去從根認取，從根參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四階段之長，而轉化其意義與價值。[3]

要言之，唐先生既肯定四個階段中青年人的不朽功績，但也不能完全同意他們的破壞精神，尤感嘆他們缺少向上的積極的創生精神，在壯年、中年、老年時失去青年時的志氣與理想；而他們在個人主義的思想世界中、在國家或組織的機器中慢慢失去真我，未「真知」自己畢生所應奮鬥的事業。

唐先生於文末指出，我們應以積極的正面的態度去重建「『能表現中國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現對於人性、人道、人倫、人文、人權之尊重之中國之國家社會』之理想與精神。」並說：「此理想與精神，則必待於今後之中國青年，尤其是海外之廣大青年之加以承擔。」事實上，這也是吾等青年人於今天所應培養之心志。同時，唐先生之言也是值得一切真心為民族謀出路的為政者思考的，才知得該如何為民族培養真正的人才。

要認識唐先生如何評價民初以來青年學生的精神特質，我們還需借助他的其他文章。他的〈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一文有助我們了解他對青年學生的觀感。他在憶述民國初年的學術風氣時說：

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甚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甚麼疑古，這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他們早年的思想影響到下一代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承繼他們的早年思想來發展，反過來罵他們的晚年。在北平的時候，我曾聽過梁任公講演，當時我們的年輕人都是罵梁啟超的，說他是退步了。對章太炎也沒有好感，罵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響的人。胡適之，其實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響。[4]

這段回憶反映了當時青年人勇於批判學術權威的一面。章太炎是民國開國元勛，同時是舉世公認的國學大師、乾嘉漢學的現代承繼人以及古文經學大師。他的學術思想在當時代具備了承先啟後的價值作用。梁啟超的在學界乃至當時社會上的影響力足與章太炎互相輝映，二氏曾給予當時代的年青人極大啟發。舊的學術傳統在二氏手上得到總結，他們的言行啟發年青一代以批判的眼光重新釐定國故學的時代定位，並由此發展出民初的論衡國學和疑古史學。但是，當新一代年青人繼承他們的思想後，反過來嚴詞批判昔日的師友，斥之為落伍保守。這在唐先生眼中看來殊難接受。

在學術層面，民初以來青年人的精神特質反映在批判國學，其中尤着力於批判孔學、顛覆儒學傳統。在社會層面，民初以來的青年人充份顯露青年人亟欲革新求變之朝氣。他們的思想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建制等挑戰權威的餘緒。但是，由於1920年代以還，政黨政客開始大舉侵入學界，青年的精神開始變質、而學生運動的理想性追求也由此變調。反映了青年學生的天德已走向極端，求變、求新的朝氣已成為消極破壞的動力。

質實言之，1920年後期的學生運動，因為接受了政黨、政客的操控而喪失了五四運動時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五四運動時鮮明堅定的愛國、為民族口號和目標，因為政治的理由而靠邊站。政治的目的和要求成為了這時期的學生運動目標和指導思想。1920年代的中後期，革命的觀念深植於大部份學生的腦海，革命學風的風氣所及，青年學生的思想變得一元化，每每一知半解地奉「唯物論」為思想的圭臬。當1925年左右，唐先生向友儕提出人還有「心靈」層面的要求的時候，他的許多朋友就把他「大罵一頓」：

說我完全是反動的，完全是唯心論的，像你這個思想永遠不能革命。那時，我左派的年輕朋友都罵我……那時我是孤立的人，社會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

「革命」成為當時大多數青年學生的唯一奮力目標，不參與革命的就會有被邊緣化的危機；同時，精神也會遭受很大威脅。唐先生當時親歷其境，在求學與為人方面一度陷於思想困境。他感嘆自己當時很難做到「特立獨行」，某程度上還是要跟着時人的步伐和想法走。所以，當被稱為「唯心論」的梁漱溟辦講座的時候，唐先生在一群改革社會、改革政府的「前進」朋友的「精神威脅」下，不敢再去聽梁氏的講座了，儘管梁氏是他一生中其中一位最尊崇的人。他也指出，當梁啟超在1920年代中期研究軍閥史的時候，一般的青年就替他加上一個罪名叫做「軍閥的變相走狗」，「所有的同學都是罵他的」。[5] 「打倒軍閥」、「改革政府」、「改革社會」等革命觀念是這一時代青年學生的共識，「革命學風」瀰漫着整個學界。當青年學生在這種社會空氣下，焉會再潛心研習傳統學術、歷史文化？他們的思想個性反受到種種「理論」、「主義」的洗禮。蔡元培在五四時期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變成了「革命不忘讀書」。

讀書、修心養性，是有遠見的教育家所亟欲青年予以踐行的。無疑，青年稚嫩的心靈是首先要用學問知識來灌溉的，他們的單純的思想世界要有文史知識才能顯得厚實。唐先生在總結六十年來青年精神發展的特質後，特重讀書求學問的修養之道，是針對現實社會浮躁學風而發的。潛心讀書以裝備自己本是青年人力所能及和應當謹守的，但在種種社會人事問題下，學生們走離學校而過早地在社會上干政救國，學問根基未穩而思想未深厚，致使青年之天德完結而人德無從建立，中國文化花果飄零之象蓋亦可溯源於此。

唐先生在文章中曾直指自己的議論是根據他個人之所聞所見與所感，並不是根據六十年來之史料加以分析論列。不過，他對時下青年的評述並未有誇張，也沒有留難前人之意；相反，他的評述態度是十分包容的。以下，讓我們根據一些史料觀察唐先生青、壯年時期一般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反過來引證他論述的價值意義之所在。

據歷史的後見之明，當時青年精神世界之混亂、空虛情況，其實是遠甚於唐先生所言的。

新文化運動的熱心參與者成仿吾，對1920年代以來的文藝發展及青年學生的表現甚是失望，他的批評頗能反映當時青年學生的精神面貌：

我們的新文藝，自從運動發生以來，便已被一部分無聊的分子腐蝕，弄成了裝時髦，出風頭的捷徑。一些乳犬般的未開眼的學生，也跳出來爭着談長論短，發表些淺薄無聊的著作；一些外國字母還認不清的低能兒，也跑出來搶着譒(翻)譯，弄出一些「手勢戲」與「雅典主義」的笑話。他們的動機是出風頭，學時髦。他們批評文藝的標準是「好玩」，或「也好玩」。這「好玩主義」或「也好玩主義」不始於我們這個時代。然而近來因為借此易出風頭，又有人盛倡佛蘭士的欣賞主義，於是「好玩主義」就風行一時了。這種新奇的主義在文藝上培成了一些淺薄無聊的作品，在青年間傳遍了一種驕淫輕佻的風氣。……自從社會運動的聲浪傳播以來，便已有許多眼明手快的作者，自稱要為被壓迫的第四階級一吐不平之氣。然而他們多不曾有過實感，僅憑自己很貧弱的想像力，以拙劣的藝術，寫他們不費本錢的同情來誘起他人的反感。最使人發噱的是他們寫了滿紙的「血」、「淚」，便以「血與淚的文藝」自豪，而封他人的作品為為藝術的藝術。同樣專橫而更可使人噴飯的，是他們所提倡的自然主義……嚴肅一點罷！這是我希望大家覺悟的第一點。[6]

蘇雪峰曾對1920年代的學生或青年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作出研究。在他的〈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一文裏，有一段文字是頗值得參考的：

另一位教育界人士分別於1920及1921年提出了批評。他說，在教育行政方面，敷衍主義流行，主事者消極處事，只希望不鬧學潮，不罷課，不反對校長，維持現狀即可。在學校內，尤其在中學裏，學生「挾五四風氣」，「浮驕好動」，鬧風潮，校長威嚴掃地，教職員信用破產，師生互相猜疑，前途堪憂。他又分別批評國內一般學生及回國留學生的思想行為。他說，國內學生，偏激盲從的人多，理性的少。西洋回國留學生不下四千人，除少數外，多學非所用，且生活靡爛，休妻重婚，賭麻雀，鑽營公門者有之。東洋留學生前後萬人，回來者也四千人，程度差，又不認真求學。他的批評也許過份了些，但也道出許多實情。李璜也說，五四時突出的一代知識份子，多數只有二十餘歲，新知根底淺薄，然而一知半解後，便敢說、敢寫、敢幹、勇往直前，發生衝擊力。[7]

郁達夫曾經指出：「在五四運動起來之後，中國的一般學生口上，盛行着兩句最普通的口號，叫『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現在時勢變遷，這兩句口號，也同時調小曲一樣，換了一換新鮮，改作了『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了。」[8] 「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這句政治化的口號，對一時代裏青年學生的關懷恉歸作了簡而有力的概括。但這句口號背後所顯示的卻是一幕幕讓旁觀者看了不免生發唏噓之感的圖景，一群一群青年學生在這口號號召下紛紛投入政治漩渦，集體迷失自我；學生應盡的讀書本份倒變成了「課外作業」，學生得了「丘九」的渾號，與「翻了臉不認得大帥」的「丘八」(筆者按：丘八即是兵也)同樣教人不能得罪。然而，「這些受教育的丘九，到底比他哥丘八要能幹些：所以無鎗階級沒有丘八，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盤，爭飯碗。」[9] 一批批「不讀書的愛國專家」 [10] 就是這樣地在集體運動中受到利用和犧牲掉。他們的所作所為，一方面讓人恐懼，一方面也讓人生厭。後果之一就是逼令一些行政較自由、管理也較嚴謹的私立學校訂出這樣的一條校規章程──「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11]

在革命學風影響下的青年學生的所作所為和結果，都與愛國運動的初衷背道而馳。不理解革命但又不想被邊緣化的青年學生，在革命大潮裏難以自拔，紛紛抛下書本、走出教室，投入社會運動，進而爭權逐利。時人發表了〈二十年來的中國學生〉一文，其言曰：

青年學生，都以不理解革命而參加革命集團，尤其是不能加入革命的戰鬥一事，認為恥辱。學校變成了荒涼的古廟，教室在無言地嘆息，然而學生並不悲哀學校的運命。對於灰塵滿架的圖書館，既已喪失寬大的愛情，亦無悲哀的感覺。[12]

空虛、無奈、徬徨和麻木是學生投入各種運動和學潮後所形成的結果，其根本的造因亦即是在於集體主義下，個人意識和人格獨立都一一給泯滅淨盡。唐先生所謂創生精神的內容實踐諸如「積極的尊重人性、人道、人倫、人文和人權之精神」，在過去一甲子的青年身上確是無從說起的。

1925年，張定璜在他的〈答問〉[13] 一詩裏，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從這首詩裏，誰人能領略到新文化曾為青年學生帶來多少積極正面的影響？新文化的傳進不單把「冬烘」先生害了，青年置身其中更深受拖累，變得浮滑躁動。以其詩意，新文化還是不來為妙罷了。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胡適也曾經對新文化運動說出了一句頗令人驚詫但又不失坦率的話──「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着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他。這叫做『普及』！……我不希望北大來作那淺薄的『普及』運動」。[14]

在五四時期高唱入雲的「民主」、「科學」，這些觀念似乎沒有在青年學生心裏紮根。學生被少數學生領袖被逼參與運動及失去選擇罷課行動的自由，可以見出他們不甚了解「民主」的精神，也沒有「民主」的意識。[15] 種種理論或口號不過是與他們擦肩而過罷了。從學生們在運動中東衝西突、精疲力盡而無所得的例子中，可見他們的運動方法並不「科學」。[16] 再徹底一點說，這一個時代的學生都沉醉於播弄風潮，弄至教育破產和精神破產，形成了一個時代裏特有的青年病態。時人龔葆蒜，在1930年嘗為五四運動以來的那一代青年學生「打脈」，為他們的精神行為病態診斷出以下八症：[17]

一.腐化病──無堅定意志：受物質慾、虛榮慾的支配，與萬惡的社會同化了。

二.倚賴病──無真實技能：因循倚賴、不學無術；養成墮落、倖得的風氣。

三.盲目病──無明確理智：成為新名詞、某種主義的「不忠實」奴隸；因意氣衝動或物質誘惑而在各類風潮中供人家無謂的犧牲。

四.浮誇病──無沉毅精神：目標遠大、志願宏壯，急於求成而能力薄弱，一受環境挫折就消失勇氣，不能堅持到底，一切目標都完全付諸東流。故「進德會」、「學術研究會」的組織都不能持久便冰消瓦解。

五.倖進病──無完善教育：想出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和手段去鞏固他們的地位，以及設法鑽營，企圖倖進。

六.愚劣病──無普通智識：以前的種種運動不澈底，也許還要惹起不少糾紛和誤解；婦女(目不識丁閉守家庭的青年女子)及農工(胼手胝足勞動界的男子)都未能明瞭作為「人」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也不知道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七.頽廢病──無良好環境：不滿社會環境，但又沒有力量奮鬥改造。於是消極的便把人生看得價值太低，便萌自殺的觀念，積極的把人生看得太隨便，便縱慾無度，沉緬於物質的享樂而誤入歧途。

八.惡化病──無正當職業：這是青年中最壞的份子，影響於社會的安寧非常之大！最顯著的如匪、盜、騙、娼……他們所給社會痛苦，差不多人人腦內多少總有一點印象，不用我說了。

伊卡在1931年1月，把一個時代裏犧牲掉學業而搞革命的青年形象和精神面貌作出了大概描述，使他們在革命完結後的那種空虛感和悵惘無奈的心情躍然紙上：

革命給與我們甚麼？事實具在，用不着我們咻咻嘵舌。千萬的革命戰士倒臥血泊之中，屍體是已腐息而灰滅了。帶着悲哀的疲勞逃回來的人們，看着冷靜莊嚴依然的學校，照樣地存在，而夾着講義來來往往的同學，已經不是先前的同學了。學校的生活也改換面目了──機械的生活當中，籠罩着一層稀薄的幽靜灰暗的容顏，每個學生的臉上，似乎也顯示了一種落漠冷淡的態度……寄住在人海的社會裏，衷心鬱鬱，老感無聊。無聊之極不是跑戲園茶樓，便是娼寮酒館，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卻自己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傷心到了極點，只有長歌當哭，笑痕掩住淚痕了罷！[18]

這一切從五四運動走過來的青年學生，據今天學術界所說的，他們都是接受了「神聖光輝」的新文化洗禮的一代；但是，從時人的文獻裏，這一代的青年所表現的精神和行為充滿了病態。他們面對眼前的社會和自身的生活，只能用上「無聊」和「沉悶」的字眼去自述。在他們的身上，已不能夠讓人感到五四青年活潑創新、純真浪漫的精神特質。

唐先生的體察重褒而輕貶，自與他的學術個性有關。他敬重前人志行和精神價值，但前人不重視文化積澱與創生的工作則是他不能苟同的。其論既有補正時人貧乏精神世界之效，同時也有作為後人借鏡之用。

據上，當我們認識了社會政治對1920年代青年學生的影響問題，那麼，我們便很可以理解到何以唐先生特重青年人要多讀書、多透過聽講以求德智雙成的原因。青年的人生理想不清晰、思想不厚實，則壯年中年老年的思想發展也受到影響。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唐先生在1950年代以來，在相對開放的香港社會裏實踐教育理想時為何特重青年思想教育的原因。[19] 這實與他對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以及青年之人生實況息息相關，同時，也與青年精神具備強大可塑性有關。從生機勃發一面看，青年依其本性而能如向日葵般偏向光明。但是，青年畢竟不能像草木般隨便地自然生長和自然衰朽。故要敦促青年以自覺的努力上繼天德以培養人德，使自然生命因文化浸潤而長久地具備創生精神，由是而成就花繁葉茂的壯年。五四以來的青年，只按其自然生命發展而沒有成就人德，導致天德未能轉出人德，更有後來精神生命的質變結果。

唐先生提出青年人要「求培植自己之力量」，所循途徑便是「深植根於歷史文化之土壤」。這一提論不論是對過去的中國青年人，還是當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青年人都具備警惕參考作用，知得治學做人要拒絕趕潮流、追時髦。他主張青年人應立根於文化土壤中求建立積極的、創生的精神世界，這在今天仍是適切的。

唐先生的短文把現代中國不同時期青年學生的精神優弊展示出來，他的論述雖不是一篇嚴謹的史學著述，但當中的論述對一般史論仍有補足之用。譬如說青年學生之投入政治集團，當然不全是出於政黨運動學生，或者是規管、控制學生所致。按唐先生之見和親身接觸的人士中，有不少是為了民族復興大業而放棄個人自由，自覺接受政治集團規管。這樣，則不同於某些著述抹煞前人之功德。其言曰：

這時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覺的了解，只賴個人之力不能做甚麼，必須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國之事業，因而自願投身於一政治集團，以組織之紀律，約束自己。這時開始有劃時代的學生軍參加北伐，在丁泗橋作戰，首打敗了吳佩孚。這時我認識不少青年，都是分別為其所屬之政黨，所信之主義奮鬥，而流離顛沛，而被捕就戮。這些人雖然名不見經傳，然而他們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20]

唐先生對前人多褒少貶，論述基本上是公允的。他注意到青年精神的衰敗，其中之一即源於一波又一波的外來思想之論，這見解是中肯的。的確，自1920年代開始，佔據青年腦袋的是各種「理論」和「主義」。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裏，「主義」變成了萬能，「理論」變成了真理。「主義」、「理論」猶如信仰般，武裝起當時代的年青人，並在軍隊中廣泛流播，左右了千萬中國人為之粉身浴血。但是，這些外來的「主義」與「理論」卻如走馬燈般輪番流轉，使人們眼花瞭亂，心思外露而精神渙散，最後落得思想空白、心靈空虛的結果。

據史料觀之，青年精神的頹喪靡爛，也在於他們放棄了讀書和追求學問知識。「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和「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是五四時期有識之士呼籲青年學生所當竭力保存者，顯見讀書之重要性。但當時的青年人一再玩忽他們身為學生的職守，由是出現思想貧乏、精神空虛而浮躁的結果。唐先生基於此而特別強調「讀書聽講」的重要性，視之為青年人保存元氣、開拓精神世界的必循途徑。

據今論之，處身全球化下的青年人，我們應怎樣裝備自己？在少受社會政治思潮左右的情況下，物質生活層面的種種吸引卻又足以讓人眼花繚亂、精神渙散。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沒有鼓勵我們把握人生的美感與責任。「風聲、雨聲、讀書聲」──「家事、國事、天下事」客觀外在化於我們的生命。治學與為人要跟民族生命憂戚與共的訓勉，成為天外飛音一掠而過；當缺少昔日青年高遠偉大的修齊治平心志時，我們的生命情操、精神境界不但難與前賢比肩，稍不自覺，更會流於浮淺狹隘。故潛心讀書，以文史知識豐富生命底蘊，使識見厚實深刻，對今天的青年同具意義。

從歷史文獻記述到唐先生和當世學者的著述中，我們可發現青年學生在德智性情方面的發展影響深遠，這不只關涉到他們個人的人文素質培育，更涉及到國運走向。因為青年人就是明日的壯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若青年的自然生命只如花木般自然地生長，則終會隨年歲而終結。到了壯年，因為沒有好的德性培養基礎而易使心神散失於權位名利，赤裸裸地擴充氣質之性。

從唐先生的論述到今人的研究，均為我們揭揚一種事實，青年人的天性是可愛的，是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的，是社會家國前進向上的動力。如果當政者、教育當局乃至社會大眾能夠適當護持，這一自然生命便能進而發揮積極、創生的德性，使青年有遠大志氣以及寬廣胸襟。

可惜的是，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動盪不安政局和複雜多變的社會氛圍，青年的特性因被政客根據不同目的而扭曲。昔日之青年長大成為中年、老年後，反過來又把青年視為爭權奪利之工具。青年的精神特性最終便難在創生價值層面有所建立，人文精神仍是他們人格世界之所缺。唐先生直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世界最大悲劇。不過，若然要國家民族脫胎換骨，長遠之策仍是從基礎教育着手，而其中不可忘忽的就是傳統經史教育。在今天而言，唐先生的觀點，不獨值得青年學生深思、由是產生自覺的努力，同時也是值得為政者加以反思，醒覺該如何為國家培養有承擔和襟懷的青年，進而求改變民族之氣質和提升國民素質。

[1] 「天德」意指上天有好生之德，以創生不息為其德性。人之繼天德以成人德，亦在於上繼此種創生不已之精神。這種精神其實就是內在於人的「仁心仁性」；唐先生於1952年時為「仁」定下了清晰的定義──「對於宇宙人生之現實的或可能的全幅價值之肯定與讚嘆，而求使之充量的被保存，或被實現而生發成就之精神。」至1963年時又把仁的意涵蓋括為：「創造一切，生發一切」。

唐君毅：〈儒家之學與教之樹立及宗教紛爭之根絕〉，《唐君毅全集第8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頁83。(1963年10月刊於《大學生活》第9卷第10期)

[2] 唐先生說：「偏向光明，偏亦是正，亦是中」──這一說沿自於對儒家中道、直道之辯而有。有仁心，則所行之路也是一條中道、直道。中道必是直道，而直道不等於中道。在孔子眼中，告發其發偷羊的兒子，他的行為合乎直道，但不合乎中道。中道是以仁心仁性為本質。

[3] 唐君毅：〈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頁121-122。

[4] 唐君毅：〈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唐君毅全集編委會主編：《唐君毅全集第9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374-376。 (1979年2月12日首刊於《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本篇乃於作者逝世後，根據作者1974年自中文大學退休前對中大哲學系學生之演講整理而成，作者本人不及過目。記錄者為劉國強、岑詠芳。)

[5] 唐君毅：〈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冊)》，頁370-391。

[6] 成仿吾：〈今後的覺悟〉，創造社：《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3號，上海：上海光華書局，1925年9月，頁59-61。

[7] 蘇雪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中央研究院三民所：《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下冊)》論文，1982年8月，頁391。

[8] 郁達夫：〈中學生向那裏走──中學生的出路問題〉，《郁達夫全集》第8卷，頁50-51。(郁氏此文原載於1930年7月1日的《中學生》第6號。)

[9] 張友仁：〈學風之負責者〉，《現代評論》第2卷第49期，1925年11月14日，頁22。

[10]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4年，頁433。

[11] 同上，頁168。

[12] 伊卡：〈二十年來的中國學生〉，《學生雜誌》第18卷第1號，上海 : 學生雜誌社，1931年1月，頁11。

[13] 張定璜：〈答問〉，《語絲》第21卷，1925年4月6日；引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頁424。

[14] 陳政記述：〈胡適之先生演說詞〉，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頁3222-3223。(原刊於《北京大學日刊》第696號，1920年9月18日)

[15] 1921年來華的胡適曾針對學生被逼或盲從參加運動的情況作出警告。

杜威演講、王卓然口譯：〈對於山東學生的臨別贈言〉，湖南長沙《大公報》第二千九百號第九版，1921年8月13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版。

另外，也可以參考以下一段文字：

青年們經過五四運動以後，大有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光景，吹毛求疵，衝動從事，動輒藉罷課以滿足其不合理的慾望，於是多數好學生也被少數壞學生所脅迫而不敢主張正義，只有隨聲附和而已。

渭川：〈學風與學潮〉。

[16] 這點可以再參考1921年《晨報》的《第三個五四》紀念專欄裏章廷謙所寫的〈「五四」的我感〉；當中說到學生們自以為萬能，但卻以「沉寂」、「渙散」的精神「炒請願的冷飯」；憑着意氣、不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做事，「去東碰西撞，弄的碰一個釘子就減些熱度，抺一鼻子灰就說『去他娘的』，結果以至不可收拾」。

[17] 龔葆蒜：〈現代青年之病態與救濟〉，《學生雜誌》第17卷第6號，上海：學生雜誌社， 1930年6月，頁12-15。

[18] 伊卡：〈二十年來的中國學生〉，《學生雜誌》第18卷第1號，上海 : 學生雜誌社，1931年1月，頁12。

[19] 關於唐先生對青年精神發展的論述，宜配合他歷年在新亞書院的演講辭共同觀之，如此方有更為真切的認識。

[20] 唐君毅：〈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頁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