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的理想主義*
唐端正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以人文主義角度看世界
唐君毅先生是理想的人文主義者，牟宗三先生譽之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文化意識宇宙，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獨闢，孔孟成德之教所獨顯，是要通過人之實踐，以價值化自然之文理，以人文化成天下。它和科學的宇宙不同，科學只追求專門知識，對人只求分析的了解，失去了人的整體性和主體性，不能樹立人所遵循的價值標準。和哲學宇宙也不同，哲學只是知解的、思辨的，辨明各領域的原理，不使其凌駕蕩越，但卻不是實踐的，故常流於空論或理智遊戲。和宗教宇宙也不同，宗教指向絕對，將人之心思專注於絕對，倒懸人道於神道，神道明而自己之生命不明，與科學哲學同為繞出去，以外在者處置人。
作為理想的人文主義者，唐先生是要站在人的整體、人的主體上去善化人生，價值化自然的。依儒家之教，一切價值理想都本於仁心，我們的良知善性是一切價值理想的根源。
道德理性作為文化活動之根源
唐先生是怎樣了解我們的生命主體的呢? 在他最後的遺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的自序中云：
吾寫此書，常念在心以自勵者，則為《中庸》之二段語：「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1]
《中庸》所講的「本」，就是指我們的本心仁心，良知善性，由這個本，便可以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人文世界。唐先生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中，論述道德理性是一切文化部門的根。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中，論述九境皆本於我們的生命心靈。因此，唐先生理想的人文世界，是本諸身、根於心的。在〈理想的人文世界〉一文中，唐先生說：
人文的世界，人不僅是人，而且必須自覺他是人，異於禽獸、異於物。人異於禽獸，主要在其心。故人文世界的人，必重心的哲學。人建立一神靈世界，即可使人不流於物化、自然化。……除非人相信他自己之自性本心即是神，相信盡心知性則知天，相信人可以成佛，人絕不應當反對相信有客觀的神之宗教。[2]
因此，唐先生的人文主義，不是要由靈返肉，與上帝對立，與宗教對立，而是要講「天人合一」、「人神一體」。
宗教信仰之重要及局限
唐先生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的第三部論超主觀客觀境，即謂人之心靈有歸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和天德流行境。超主觀客觀境可對主客而成為在其上之神境，又可為破主客之分別之執，直下超越主客分別之佛心佛性呈現之境；然此無主客超主客之境，又可即在當下之主客感通之事之中，一面盡主觀之性，一面立客觀之命，以通主客之境。故人可有超主客、破主客，而通主客之三境。
唐先生說，當人自我之執深重，而智慧不足，又貢高我慢，則需以神靈上帝克其傲慢；當人陷於罪業苦難之中，無力自拔，亦宜信一神靈大我，以為依恃，此一神教所以不可廢。智慧較高之人，自知我執法執深重，必先破除我法諸執，方能見其本心。本心即為在纏之如來藏，為無明所覆之真如心，此佛教所以不可廢。唯人之執障較淺，我慢不甚，依賴心不強者，然後不必用其智慧以破執，而用其智慧以直契悟其具先天之純潔性、空寂性之赤裸裸之生命中之靈覺，以見其形上本心之所存。相較而言，一神教與佛教之說，對一般執障深重之人更能契機，若終識得神靈與如來藏即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本心，則三教同歸矣。
人之信超越的神靈，其真誠只能出於自己之心性，人若無此真誠，則愈信神靈之超越，神靈愈遠走而高飛。吾人可承認引發人之超越精神之宗教價值。但宗教信仰對象之神，在究竟意義上，必不能外於人心。神心、天心或天道，與吾人具普遍性之良知仁心與仁性斷非隔離之二物。人上達天心之直接道路，在向內而向上之道德實踐，而不當只在向外而向上之宗教祈禱。世間各宗教可使人得救之方便，其最後歸宿，當在由道德實踐以證悟人心即天心。人之涵天蓋地之宗教精神，仍屬吾當下之人生存在自己。故唐先生在〈宗教信仰與現代中國文化〉一文中謂：
吾終不信安身立命之地，必須求之於一特殊宗教。人有種種宗教信仰，尚須由此信仰本身之自覺，生一自信，自信吾人之本心本性，即能發生具備或同一或通於此信仰中所信之超越的神靈，為一切莊嚴神聖之信仰之根所在。[3]
人對超越神靈之歸依，只在化除人由自覺心之向上翻升所成之大我執處理解。人無此我執，亦非必信此超越神靈不可。一般宗教信仰之生活，雖可高於一般之道德實踐，然仍屬天德流行之道德實踐之一事而已。
佛教以破執障為先，佛心唯是潛隱深藏，與一神教以神靈為唯一之超越者，其說雖不同，然皆未能直下於吾人之當下生命存在心靈中，見一當下能感通其所遇之境之心性之流行，即天德之流行。人之破執，亦須依一超越於執障之外之心性之存在，不能視為只潛隱而不呈現，否則破執之事，亦少一根據。故儒家必言人有一現成的超佛家所謂執之善心善性，以為破執之所據。
儒家人性觀所以優於其他宗教
儒家自始即謂人之生命心靈，可有我之生命存在與非我之生命存在之同情共感。倫理生活要在能互感對方之情義，又互相還報，以成恩義。人之廣度之情義，若不為對方所感受，更有回應，以使情義互相反映，則此情義只一往外發，將以無一定之感受之者而分散，亦可因無回應之者而消沉。故儒家不泛言愛一切鄰人，或普渡眾生。聖賢之德，在其能感受其他人格之德為其所對，而愛之敬之，即對其他人格之德之回應報恩，使古今四海之人之德，相報而相結，以肯定此德性世界。言德必歸於能知恩報德，重在報。聖賢生命心靈，乃直以人格世界、德性世界為其心靈所對之境。一神教雖有上達高明之旨，其智未足以知人格世界中不同人格之各有其德性。佛教言普渡眾生，其視古今四海之人格，皆未出三界之執障之有情。儒家即人之德之純亦不已，而不見古今四海之一切有德之人格，其生命精神之有隔，而道之為一，此之謂天德流行。
天是性之形上根源，此形上根源之為何物，只能由人依其性而有之自命自令為何物以知之。若問此性之形上根源、或天地之心、天地之生命果為何物，則可名之為神、上帝、如來藏心、真如心、法界性起心、仁心、本心。儒家認為人必先由盡性立命之途識得之，方能親切知其存在。儒家從人之生命能同情共感處說性情，故其言性善，乃第一義之本性，佛家所言有我執之性，乃第二義之本性，儒家要人順第一義之本性，率之、盡之，以求至於其極，使執障不得生，而自然超化。
以上所論，一神教、佛教與儒家，均信有一超越於主觀之心靈與客觀世界之上之一大心靈。此一大心靈，即為宇宙之實體。惟此一大心靈所要實現之價值理想，除使人取得無限之意義與終極之關懷外，人對現世的與有限的價值理想，亦必須一一求其實現，才能充實飽滿，成一大成圓教，而不是一種偏至型的宗教。因此唐先生理想的人文世界，除肯定宗教價值外，亦肯定一切知識學問的價值。
世間一切學問相互貫通之路
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中，除了後三境 (歸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 均欲使吾人之心靈能與宇宙神聖心體融合為一外，其餘之前三境 (萬物散殊境、依類成化境、功能序運境) 與中三境 (感覺互攝境、觀照凌虛境、道德實踐境)，皆涉及世間之種種知識與學問。萬物散殊境即涉及世間之一切個體事物之史地知識，一切個體主義之知識論、形上學與人生哲學，均判歸此境。依類成化境則涉及一切關於事物之類之知識，一切以種類為本之類的知識論、形上學、人生哲學，皆判歸此境。功能序運境則一切世間以事物之因果關係為中心之自然哲學、社會科學之知識，及一切與論因果之知識論、形上學、人生哲學，均當判歸此境。感覺互攝境則一切關於心身關係、感覺記憶想像，與時空關係之知識論、心身二元論或唯心論、泛心論之形上學，與一切重人與其感覺境相適應以求生存之人生哲學，皆當判歸此境。觀照凌虛境所涉為純相之世界與純意義之世界，凡對文字之意義自身之知，對自然及文學、藝術中之審美之知，數學幾何學對形數關係之知，邏輯中對命題真妄關係之知，哲學中對宇宙人生之意義之知，與人之純欣賞觀照之生活態度，皆根此境。而哲學中重直觀之現象學的知識論、形上學、人生哲學，皆當判歸此境。道德實踐境重主體理想之德用，凡人之本道德的良心，與本之而有之倫理學、道德學知識，及人之道德行為生活，道德人格之形成，皆根在此境。
佛教有所謂一心開二門、一心三觀。唐先生論心靈境界，則是由一心開出九境，以此籠罩人文世界之全體，以成就一充實飽滿之理想的人文世界。唐先生所言之九境，包涵了世界之種種相，但唐先生認為我們不能懸空孤提世界，而問世界之真相，亦不能懸空孤提此生命存在或心靈自己，而問其自身之真相如何。復不能懸空孤提此一活動或作用，而問世界中或自我中畢竟有多少真實存在之活動或作用。吾人只能問對何種生命存在與心靈，即有何種世界之真實顯現，及由此中之心靈與生命存在對之之感通，而表現何種之活動作用，於此世界及此生命存在心靈之自己或自我之中。此中之生命存在心靈與其所對之世界或境界，恆相應而俱生、俱起、俱存、俱在。自此生命存在心靈之感通與世界或境界之恆相應之一面言，則一一世界或境界不在此生命存在心靈以外，而此生命存在與心靈，亦依其有此境界或世界而稱為真實的生命存在與心靈，故其存在，亦存在於此境界或世界之中。此感通亦只存在於此生命存在與心靈及此境界或世界之中。而此生命存在心靈，境界或世界，與感通之三者，即互為內在，而皆為真實。故人初必視其所對之世界或境界為一客觀存在之世界；次乃視此客觀存在之世界屬於一主觀之心靈；再次乃謂有一超主觀心靈與世界，統於此主客之上，以通貫此主與客，心靈與其世界。故九境中，初三為客觀境，次三為主觀境，後三為超主客觀境。
唐先生之理想，建立於理性之上，他認為理性不可反，理想主義亦不可反，人類今後之哲學，仍當本理性以建立理想，重接西方近代之理性主義、理想主義之流。理性有邏輯理性、知識中之理性、實踐中之理性與道德實踐中之理性。心靈之理性表現於前後思想活動之一致者，為邏輯理性；表現於其思想中之概念與所對境物之內容一致者，為知識中之理性；表現於其行為之應境物以通於目的之實現，使行為與境物之變化與此目標一致者，為實踐中之理性。而使一目的之實現與其他一切目的之實現相貫通而一致者，即為道德實踐中之理性。一般說概念之內涵為抽象普遍之意義或普遍者，概念所指則為具體特殊之境物；然今合此概念之內容與其所指之具體特殊之境物，以成一思想一概念時，則此思想為一兼普遍特殊，抽象具體之具體思想、具體概念或理念，此一心之功能，即為一具體的理性。具體理性即通於普遍與特殊、一與多、同與異，一切相對者之絕對理性，此即理在事中行，心靈欲維持其統一，必使事合理、理合事。基督教所謂道成肉身，佛依法身而有報身應身，朱子謂聖人為赤骨立之天理，皆理在事中行之義也。
理想世界之實現還須立人極
由上可見，唐先生認為無論邏輯、知識、道德、宗教，均由人之理性求統合一致而成，故人之心靈之充量發展，應開出之理想人文世界為三極、開三界、存三祭。所謂三極，指太極、人極、皇極而言。太極相當於天道，代表絕對精神；人極相對人道，代表主觀精神；皇極相當於王道，代表包括一切人文世界之客觀精神。所謂三界，指人格世界、人倫世界、人文世界而言。人格世界繼天立極，乃太極見於人極之表現。人倫世界乃人極顯現為皇極之初階。人文世界乃皇極之大成。所謂三祭，指祭天地、祭祖宗、祭聖賢而言。祭天地可遙契太極，人格得以完成；祭祖宗使上下之情通，人倫之本得以樹立；祭聖賢乃法古今之完人，使人文化成於天下。三祭立然後天人性命相貫通，不特使太極人極大成於皇極，亦使人格世界、人倫世界大成於人文世界，使天人性命皆得以客觀化。這是唐先生數十年來所論以告世人者。唐先生所弘揚之人文精神，就是這種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在他的人文世界中，民主科學以至藝術宗教，都不是至高無上的，只有人格世界，才是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文創造，從人格來，一切人文創造，亦當回歸到人格世界。
人類一切文化創造，均由理想生起，理想世界和知識世界不同，要認識理想世界，不妨通過西方的知識論。知識論可使人圈住所知的現實世界。而人的理想世界，是人的知識世界邊際以外的世界。理想世界雖在知識世界以外，但不在人之心靈與生命以外。理想不從知識世界生起，而從我們的性情中出，從我們的心靈生命中出。
理想不止是一可觀照的對象，不只是個觀照凌虛境。生起理想的性情，實有一不容己地使理想化為現實的動力。我們對理想不但有認知它的知，還有喜好這個理想的情，和使理想化為現實的意。我們在知善知惡的同時，便會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知情意是同時產生的。我們體認仁德性理，即在心感物而動的怵愓，痛痒相關處，而非懸空體認個虛靈明覺。仁之顯，在於接物，使仁顯於物，才是心的正面要求。
生命存在與心靈自求一切合理之理想之實現。理想有必然趨向於實現的動力，中國先哲名之為本心、本性。此一性情之實，人可由道德主體之反省而自認知。此動力能使理想由初非實有成為實有，使不合理之現實，由實有而向於非實有。人之憤悱惻隱之心，或好善惡惡之情，乃人實感當然與一般實然相對，進而使一般之實然，由其不合當然而非實，使合當然者，由似非實而成為實。由此可證能生起當然理想之原為實。吾人之思想，若能安住於此能生起理想之實有本源，深信理想必能實現而不移，即名為信心。人有信理想必能實現之信心，為人是否能真正成為一理想主義者之一決定性因素。此一能產生理想，又有使理想化為現實動力之本心本性，實為一能旋乾轉坤之天樞，儒者名之為惻隱、惻怛、肫肫其仁之情，最為親切。吾人由此性情所成之盛德大業，增上其信心，又由此信心，更促成其盛德大業，使性情、信心、德業相輔為用，唐先生即稱之為一學一教之道。
唐先生認為人恆只見當然與實然之相對，合理想者與不合理想者之相對，而不知凡此一切相對，皆在統此一切相對之一大實感中。此一大實感，即善善惡惡之性情，既知善知惡，又好善惡惡，和能為善去惡的本心良知。此一本心本性至誠而不息，乃一足以旋乾轉坤的樞紐，由此可證宇宙性神聖心體之實有，從而可建立一神論。人若遍觀一切不合理想者出於生命之妄執，其本性為虛幻而空，此即佛家所重。依儒者之教，人若真依於內心實感，見一善善惡惡而至善之性命之原，充內形外以成其德業，即步步見有不合理者之自化而空，與至善本原之真實，由窮理盡性而知命知天，即可太極人極同時並立，以開物成務，人文化成，而皇極亦可因而大成。此即唐先生立三極思想之極致。
立三極最重要是立人極。人極立，一面可通於太極，成就皇極。如果從人生命主體疏離出去，人極不立，則太極和皇極皆會異化，反過來成為我們生命主體的負擔與禍害。由立人極而貫通太極與皇極，即使生命主體充實飽滿。西方文化枝繁葉茂，能盡量撐開，卻不免離其根本。中國文化能自本自根，卻不免撐不開去。中西文化倘能各取所彼長，以補己短，使生命主體藉西方文明撐開去，又能藉中華文明使其回歸生命主體，實為天造地設之理想融合。總之，中西文明，合則兩善，離則兩傷，唐先生理想的人文世界，也就是人類文明的終極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