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唐君毅先生對人文理想的肯定
趙汝明*
今年適逢當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辭世三十周年，對於一位久居香江一隅的碩哲、「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而言，確實甚具非比尋常的意義。筆者之所以如此申明，固然是來自這位大儒的理想精神而為說。唐先生窮盡其畢生的願力，為理想與價值而默默耕耘，這種信念，無疑是相當可貴的。為甚麼會這樣肯定呢? 此因為唐先生後半生都在這塊彈丸之地渡過，立功、立言與立德這三不朽，皆可以在其充盈的心靈底處，而得以肯定。就相關的史實資料得知：適逢二十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性時刻，錢穆先生與唐先生諸賢，為着秉持中國文化發展的理想與使命，他們依此便毅然地將「郁郁乎文哉」的淑世情懷，投置於昔日這塊殖民地的土壤上，從而寄盼此理想與價值的開拓。而所謂「郁郁乎文哉」，究其底蘊，乃是指涉「書生忘業」的開展這方面。
在唐先生看來，「書生忘業」是一種理想的肯定，亦是一則通向價值認知的標程。然而，這個講法，自可以試就實質的情勢，而有所辨正。唐先生的書生信念與淑世情懷，能否適切地得以開展? 然就從客觀的環境來推判，確實是相當艱困。主要理由是：昔日華洋雜處的香江，民間一般的有識之士 (或是某些崇洋的學者們)，往往都抱有這樣的心態，其認為中國文化僅是一個古董而已! 職是之故，所謂「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此類重要的認知課題，一般人確實並無多大的興趣來理解。這些情境之所以顯現，歸結而言，乃是跟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中文大學劉國強先生 (他亦是唐先生晚年的學生) 曾就這個情境，寫過一則非常適切的感言。這些感言，究竟是甚麼? 且看如下相關的表述，便可知其梗概：
我們這一代在香港出生的青年，對於中國文化之價值的了解，是來自書本較多於來自具體生活的。我們的社會環境，所受的殖民地教育，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都不能真使我們體驗和感受中國文化之價值。中國文化對我們很多時只是一個觀念，而為外在於我們生命的。[1]
唐先生是理想的人文主義者，牟宗三先生冠以「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這個稱譽給他，而予以適切的肯定，究其底蘊，固然是有它非常明確的意義可尋。[2] 依此，或說人文理想與價值在唐先生心目中，有何重要的意義? 這個問題，就筆者看來，的確可以從唐先生對近代中國發展的情勢之批判，而有所辨正。因為從相關的狀況來推說，近百餘年來中國文化的自身發展，明顯地是隨着西方的步伐而轉，致使呈現「唯洋是用」的奇怪格局出來，這些格局所顯示的意味，又卻是非常淺陋而空泛。倡導「全盤西化論」此一觀念，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唐先生對這些見解，大抵都認為是不甚健康的。近百年來某些醉心於崇尚西化的士人，樂意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唐先生對此都提出過許多適切的理由，予以批駁。此中，關涉到士人盲目的崇洋心態，以及其對中國的文化傳統表示無情的唾棄此等狀況，唐先生認為這是中國士人的不幸! 然而，也許有人會設問：究竟唐先生是否以保守的心態，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 這個問題，若要作出切當的解答，依筆者之見，那就需要全面而通貫地對唐先生的信念，予以寬泛的認識才是。倘若這些認識或理解是不相應的話，則便會造成偏見。許多有識之士對唐先生似有隱約的誤解，認為這位大儒否定西方文化的實質效能，是不甚明智的。這個講法，實屬錯謬。其實，唐先生僅是反對盲目地崇洋，因為這樣的話，便會呈現若干迷失的樣態。迷失了文化發展的方向，這是很可悲的事。唐先生深切地明白，一個民族不能以本身的文化智慧，來肯定或支配自己，這倒實也是多麼悲涼的事。可不是嗎? 此等令人感到無奈的實際情況，己經在中華大地展現出來。唐先生對此有感而發，實在可以適切地得到理解。
中國人文傳統中的「士」這種理想精神，就唐先生看來是非常可貴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理想精神，可以統括於人文的極致關切之中，而得以肯定，依唐先生之見，這就是「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究竟歸趨。而「士」的價值理想，歷來都是營造人文理想的重要依據。這個意思，到底怎樣理解才是? 而就實現文化教育的理想層面來看，「士」這種淑世精神，在中國人文傳統中，究竟發揮着哪些重要效能? 此一設問，也許意味着：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士」所承擔的實質效能是甚麼? 復次，其對中國人文理想教育又有何重要的啟迪意義? 對於這些問題的辨正，有時賢認為可以依循《論語》的格言來肯定。「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句話源於《論語》，是孔子對文化人生的一種終極的關切。孔子對人文教化是相當重視，可以說，理想的文化人生，乃是孔子彰顯儒學教化的重要趨向。唐先生對孔子的人文化成之理想，實有非常通透的認識。依此，「士不可不弘毅」這句具有安身立命的格言，唐先生確實相當肯定。孔子一生所期盼的，是理想的人格世界；而所寄望的，是理想的人文世界。唐先生對此亦有所肯定。職是之故，中國人文傳統中的「士」這種淑世精神，唐先生認為它當有其實質的效能可言，而這些效能的展現，最直接的是來自教育與講學。譬如，新亞書院的成立，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種人文理想的肯定。這個意思，倒實是有軌跡可尋。錢穆先生與唐先生等碩學大儒，以其強毅精神的心志，聚留異鄉，創辦這間具有人文理想風格的學府，藉此宣揚中國聖賢之學為己任。這種淑世情懷，不僅可以視為孔子「人文教化」的寫照，亦可以樹立人文傳統中的「士」之價值。依此，對於中國理想的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理解，就以上述之意而作此一判說，筆者認為，當可以抉發「士不可不弘毅」這種精神，而給予適切的肯定。這樣，才會有它正確的意義可言。
唐先生恪守「士不可不弘毅」的究竟信念，確實是有它相當明顯的脈絡可尋。前面提到，儒家的「士不可不弘毅」這句格言，是孔柔彰顯「人文化成」的重要歸趨。而此歸趨，依唐先生之見，這都是理想的人格世界或人文世界的價值取向。然而，對於這個意思，也許有學人會徵問：到底唐先生心目中的價值取向，是否只僅就民族文化的自信這個意念上，而有所確認? 如此判說，倒是可以成立的，但並不夠全面而徹底。這個疑問，若要作出通盤的理解，則便需要明白「人文化成」此一意涵，唐先生所拾予的價值認知，又是怎樣呢? 要揭示這個理據，應當可以就唐文得到適切的取決。因為就《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此等著作而言，唐先生亦早已對「人文化成」的重要功能，予以很徹底的肯定。這些肯定，可以說是一種極致的寄望。而人文精神的教化或人文主義的教育，唐先生即認為，亦是有其究竟的意義所在。這些意義，也是離不開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或道德生命而為說。依此，肯定一種理想的人格世界，應當以人文化成的理念，而為發展的歸趨。這個意思，唐先生所給予的理解，倒實是相當極致的。而「士不可不弘毅」這種淑世精神，唐先生亦認為，它是建立人文化成的社會的最佳保證。職是之故，吾人自可以明白：所謂人文精神的教化或人文主義的教育，它實存的意義與價值，完全都是離不開以人為學或為教這種信念上，而有所標定。唐先生深明此意，所以他相當肯首人文教化這個功能，認為它本身就是一項具有開拓理想價值的良方。儒家經典之中的《學記》有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學」。這就是指涉人文教化的重要歸趨。依此，復說唐先生的人文理想與其教育信念，息息相關，這是可以肯定的。而就此判定唐先生的教育理想，具有濃厚的「人文化成」這種意味，無疑地亦可以找到許多適切的理據，而得以確認。
說唐先生是一位人文理想主義者，對於這個稱譽，有時賢認為，當可以從實質的意涵上來理解，這樣更為妥貼。依此，就有學者提出，唐先生作為一個有理想性與使命感的學人，必然亦會重視實踐。這個講法，非常切當。霍韜晦先生曾在其專題論文中，表述過唐先生是一位踐道型的教育家，他很扼要地指出：唐先生的理想信念與使命感，完全可以置於其踐履的精神上，而有所確定。霍文中有兩句話：「真正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朝向理想行進的人物，雖經九死而無悔。」此一評斷，倒實是何等極致而穩當﹗的確，唐先生在其一生漫長的教學生涯中，對於「士不可不弘毅」的究竟信念，已經貫注在教育這一幅神聖的境地上。霍先生冠以「踐道型的教育家」這個稱號，來形容唐先生的事功，誠然是相當妥貼。這個意思，實在可以找到適切的理據而為說。不錯，唐先生的踐道意涵，確實可以就新亞書院的教育精神，予以究竟的評斷。到底踐道的意涵與新亞教育精神，起着甚麼重要的關係? 復次，說唐先生的人文理想與新亞的人文精神，又起着甚麼重要的關係? 這些問題，倒實很值得思考的。霍先生對此就有非常明確的解說，且看如下相關的介述：
新亞書院所重視的關係，「不是職業的關係，而是人格的關係」，這就繼承了宋明的書院精神。由此再進一步，人格的養成，必然對全人類的文化慧識都能尊重，而有一開放的心靈「溝通世界之文化」，「導致人類和平」，所以新亞書院的教育，「一根綫是橫的連繫到世界，一根綫是縱的連繫到中國五千年之文化教育」，涵蓋中外古今文化，以成其大，這才能孕育出有氣度的人。[3]
這一教育理想，用中國傳統的話來說，就是人文化成。《易經》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移風易俗，去除人的腐惡，所憑借的正是這一人文教育的力量。西方的人主義無根，但中國的人文主義卻立足於自己的向上之情。……所以如果社會上能夠保留或充滿更多的見證，自然就有更優良的教育空間。人文化成的社會，是中國儒家人文主義的鵠的，也是唐先生的理想。[4]
援引這二則文義，吾人自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窺見到，唐先生心目中的人文理想，並非只僅就理論認知這方面而言。這個意思，就誠如霍先生所說的，唐先生的理想信念與使命感，是有所憑借的，那就是人文教育的力量。而人文化成的社會之所以可取，依唐先生之見，那就是能通過教化，從而開拓理想的人生。依此，所謂人文化成的理想社會，吾人亦當可以就人文教育的力量這方面來開決，致使理想的人文價值，也得以彰顯出來。說唐先生的人文理想有何特色? 此一探問，就筆者看來，可以簡括若干層面而為說。此中，所涉及到的意思分別是：其一，此種人文理想，具有「士不可不弘毅」的淑世精神。其二，此種人文理想，離不開踐履的究竟歸趨。其三，此種人文理想，當可以視為開展人格世界的價值取向。這幾點也許是筆者粗略的看法，此對於理解唐先生心目中的意向，可能不夠全面。是以相關的論旨，自可以留待日後再作深入的探究，而讀者諸君對此亦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