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

      主講：李杜教授                                           

        今次新亞研究所與華夏書院共同合辦定期的「文化講座」，非常難得。新亞過去非常重視「文化講座」，在桂林街時期，由唐君毅先生主持的「文化講座」就持續了一段很長時期。我非常高興被邀請為今次「文化講座」第一講的講者。我過去主要是研究中國和西方哲學，所以對於錢先生的學術思想，都一再猶疑，不知怎樣講，怎樣寫。因此一直都沒有發表有關錢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我們研究所今次難得藉著這個機會重新開始「文化講座」，所以我決定借此機會講一下錢先生的學術思想。我之所以選講錢先生的學術思想，一方面錢先生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的主要創辦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總覺得錢先生的學術思想值得現代學術界注意，值得我們繼續去講。 

        錢先生的學問包括了經、史，子、集，可以說是集傳統中國學問於一身。我們都知道錢先生專長於中國歷史，在這方面有專門性的論述，後人便以這方面的成就尊錢先生為中國歷史學家。這種尊稱反而簡單化了錢先生的學問。我在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讀書時，錢先生開的課我都修了；並且聽了錢先生在討論會、演講會上對中國歷史、文化、學術思想、經、史、子、集的講解。錢先生的著作我大致上亦全部看過。我雖然沒有資格講錢先生在中國歷史上專門性的成就。但是，對於錢先生的學問我仍可以作一般性，通貫性的講解。當然，在這種場合我只能對錢先生的學問作一粗略的講解。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直接閱讀錢先生的著作，這樣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錢先生的學術思想。 

        錢先生講學最重歷史事實，所以我們講錢先生的學問時，不能違背錢先生這種講法。以下我將錢先生的學術思想分為四類：一、錢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說；二、錢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說；三、錢先生的中國傳統經學說；四、錢先生的自然主義觀與心性說。 

(一) 錢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說  

        錢先生講中國傳統政治完全根據歷史事實，亦即是本歷史事實而為說。一個歷史學者講歷史學當然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此，錢先生「本歷史事實而為說」反對清末民初「五四運動」以後那些所謂中國知識分子，罔顧歷史事實，立心把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講成專制、黑暗、腐敗、落後、無能。在這裡，我首先提一下背景，中國自清末道、咸以來積弱不振，弊病百生，對於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略，無能為力，不能回應。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主導的自強運動，及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主導的立憲維新，亦沒有成功，但繼之有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推翻滿清之後，當時的知識分子就應該切實地重新反省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問題。但是，他們卻罔顧歷史事實，不將中國的積弱及弊病歸之清末政府或清代學術，或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把之歸到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學術傳統，繼續在一直反對。如此一來，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便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學術思想脫節隔離，西方文化便乘虛而入。往後西方帝國主義繼續侵略中國，日本更藉著蘆溝橋事件挑起對中國全面性的侵略戰爭。八年抗戰勝利之後，又來一個國共對立紛爭，搞到內亂不已、國無寧日。時至今日，中國現代問題仍然受美國、日本的干預。所以在這裡，我批評美國，她以自由、民主、人權號召天下，但以霸道橫行天下，全都是為著自己利益。海外學術界常常在這裡不敢正視這個問題。錢生生覺得中國現在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是學術文化上出現了誤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信心，一面向西方，以英美為師，言必稱英美。近代台灣、香港的學者，所謂知識分子，你看他們即言必稱英美，而以此自傲。有人同我講，中文大學的文章級別分A、B、C、D，在外國發表的是A級，在中大出版社出版的是B級，在中國別地方出版的是B級或是C級。這種崇拜西方，崇拜英美的情況，不單止我講，劉述先教授已經先講啦！他退休前寫文章說：唐先生、牟先生、錢先生所發表的著作為國際學術界的推稱，但其並不是在外國發表的呢！ 

        錢先生認為那些只為推翻滿清，把中國歷史文化貶斥的知識分子，在民國建立之後，他們未能「本歷史事實而為說」，重新反省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學術思想。如此一來，他們就與中國傳統學術脫節、隔離。在香港，我上了六年錢先生的課，他在課堂上經常提醒同學，這是一個問題 (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脫節、隔離)。臨到講課完畢，還要著實說，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錢先生這種講法，起初同學是不大習慣的，後來慢慢覺得錢先生確實是「本歷史事實而為說」，同學便漸漸受錢先生的影響。後來錢先生去了台灣，那時台灣的學術界仍以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為主導。他們沒有反省中國傳統學術何故與現代中國脫節、隔離，而仍然盡量去反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後來錢先生受到當時主政者重視，因而他的學說對當時台灣學術界也產生一定的影響。錢先生逝世前兩年 (1988)，台灣政治改變了，主政者不是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出來，而是受日本人的歷史文化教育出來的。他事事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日本人的觀點去反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他表面推崇胡適之，推崇魯迅，推崇郭沫若，目的就是反傳統。這個人我不說出他的名字，但是我想大家也知道他是誰。然後他再講本土化，藉著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要與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分離，去建立所謂台灣共和國。我在台灣教書時已經批評台灣主政者的這種做法。對於錢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說，在我的文章裡有較詳細的論述(註)，大家可以拿來一看，有問題的可以隨時指教，討論。在這裡，我簡單地總結一句話，那些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去「本歷史事實而為說」，只一味盲目地反對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誤導中國人向自己的傳統相隔絕的路上走。這種做法，錢先生是非常反對的。 

中國傳統社會有她本身的發展表現。但是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用西方人所說的西方的封建社會去講整個中國的社會。西方的封建社會，英文是FEUDALISM，此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限度。但他們講現代人類之前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尤其是中國，在民國建立之前，整個是封建社會。共產黨現在仍然這樣講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意識。我們用FEUDALISM 的時候，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這個字原本是甚麼意思。這個我在文章裡面有講到。錢先生覺得這個講法不對，他盡量駁斥這講法。這是個歷史事實問題，以後影響到整個社會。在我的文章裡舉了一個例子，我在中學任教時，曾問一女同學與父母生活好嗎？她說不好。為甚麼？我媽媽非常封建。怎樣封建？她不准我晚上出街。原來晚上不准出街也算是封建，由此可見封建醜化中國社會的情況。四十多年前是如此，現在又如何？在報章上我們仍不時看到以「封建」或「封建意識」去貶斥其所不認同的事或人！  

依錢先生的講法，周代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是相應於周代的封建政制而出現的，此所謂「封土建國」。秦漢以後，封建政制已被郡縣政制取代，而政權則集中於君主。雖然如此，但這並不表示君主就能完全專制獨裁。例如漢的三公九卿制，在中央以君主為中心，三公九卿為輔翼，地方上則以郡縣太守縣令為主，由胥吏去輔助。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去研究歷史事實，而將過去的中國社會只講成完全封建、封閉、落後等等。他們不了解中國社會有自己發展的道路、發展的規則。 

          錢先生反對只以「封建」說過去的中國社會。根據歷史事實，錢先生認為，例如漢代，是一個郎吏社會。漢代社會的中心不是漢的君主，也不是有軍功的武人，而是郎吏、官僚。官僚既非來自宗室，亦非來自武人，而是選自社會。官僚、郎吏被選拔至朝廷時是政府的官僚，任滿退休後便回歸社會，成為社會上的中堅人物。魏晉則貴族門弟形成，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主力量。錢先生據此以說魏晉是門弟社會。後來的隋唐以至清末，則以科舉取士，是為士人社會。以上是就社會的中心分子而為說。若換另一角度，由不同的職業去說，那麼中國過去的社會是四民 (士農工商) 社會。 

     經學始於漢代，之前只有六藝之學。從漢文帝，尤其是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經學就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結合，成為中國文化的典範，走上了中國政教合一的表現方式。大致地講，中國的過去，儒家思想及經學同君主政治相配合，起著一種規範著君主政治的作用。經學形成之後，由漢代的五經到唐代的九經，宋代的十三經，與政治、道德倫理相結合，成為中國人的一個規範、一個典範。當然，裡面有缺點是無可否認的。可是我們不能只講缺點，不講優點。但是現代的知識分子就只講缺點；由缺點而全盤否定、反對中國文化。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廢掉經學，將之分為文、史、哲三科。中國的經學自此，用一句悽慘說話：「嗚呼哀哉！」就完啦。有些人不了解經學，他們只從科學去講經學，不從經學去講經學。這個我就不客氣批評他們。經學裡面含有科學的意思，但她不是完全科學化，更加不能完全從西方現代發展出來的民主思想去反對經學。但是五四後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經學與儒家思想過去曾經與君主政治相結合，現在君主政治改變了，但經學並不是不能再講，而仍然可以繼續發展，建立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好似西方基督教，同政治分離之後，自身發展成一獨立的宗教形式。所以康有為曾經提倡經學，建立儒教，當然建立儒教並非要排斥其他宗教。他認為總要有個機構、有個核心地方在那裡繼承發展表現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當時無人這樣做，有些人更反對他尊孔。吳稚暉更叫人將線裝書扔到茅廁去，不要再看中國書。這樣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那麼就可以整個講西方那一套嗎？台灣有一個文學家，他說全世界的民族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完全反傳統。他這句話我同意了一半，而不能完全同意，即不是全中國人反傳統，而是清末、民初、五四以後的知識分子要帶領中國人去反；中國人是非常樸實的，他們仍然很重視傳統。你們只要到鄉下去看看，他們的生活仍然與傳統儒家思想配合。因此在經學問題上，在我的文章裡有講到。自從嚴復在1893年翻譯了西方赫胥黎的《天演論》，對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產生了大震動。由此他們只看到一個科學性的人生、科學性的社會、科學性的自然宇宙。他們不知科學限度，不知宗教有宗教的領域，以及宗教與人生的關係。他們依著這種偏頗的科學一元觀，將中國傳統中的經學，以及孔孟意義中的神性天道，統統講成自然主義的天道。他們覺得神性意義的天道是不符合科學的。他們從現代的科學觀點、民主觀點、個人自由主義觀點去批評宗教，這種批評相干嗎？一個社會只可以講個人自由、民主科學嗎？當然不是。還有宗教、道德、倫理、藝術、文學等等，難道這些都是科學嗎？但是，當時的一些所謂知識分子就只懂得科學民主，而不知整個人類學術文化問題。 

       《天演論》中有關天道人性的說法，對清末民初的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大的影響、大的衝擊。錢先生在當時也免不了受影響。但是，錢先生並不像當時的一些人，以科學反對中國傳統的學術；那麼錢先生以甚麼的方式去講中國傳統天道與人性呢？他是以科學與中國傳統的自然主義人性說相結合而為說。亦即是以自然說天道、天道說人性，由人性說人文而表達了天道、人性、人文的一貫意義。錢先生此一表達遍見於他的有關著作中。我特別根據他的《中國思想史》去講這個問題。在《中國思想史》，錢先生以《左傳》所記鄭子產對伯有「鬼」的出現的解釋為首章。在這裡，錢先生以自然主義去講「鬼」，在當時中國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講法。然後錢先生跟著講叔孫豹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然後接著講孔子，一直到近代的孫中山。錢先生特別推重孔子及南宋的朱子，認為他們對于天道人生方面講得最好；錢先生便本著他們的觀點，從歷史學角度，將天道人性的問題講成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其實在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影響之下，胡適之、馮友蘭都已經這樣講。錢先生當時也順著這樣講，當然各有所依。胡適是本其師杜威的實驗自然主義的說法而為說；馮友蘭則本西方亞里士多德哲學、新實在論的說法而為說；錢先生只就中國歷史學術思想本身去講，例如只由《詩》、《書》或《左傳》自然義的天道去說。 

         錢先生提出以上種種說法，一方面用以反對當時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講法；另一方面，錢先生又覺得儒學與政治的結合或不再可能。因此他希望建立一個人文教，去重新講述天道、人性、社會、政治等等問題。錢先生的這種講法，我覺得在當時很難得，即使在現在仍值得我們繼續去講。時至今日，仍然有大部份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學術文化失去信心，他們仍然言必稱英美。關于錢先生的自然主義觀與人性說，我引用新亞校歌來了解，很少人這樣做的。新亞校歌第一段是：「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這一句從現代哲學來看，就是講自然主義的宇宙；然後是「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這一句就是從自然主義講到人心、人性。講人心、人性有怎樣的廣大表現，成就歷史文化。最後是「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第二段是「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五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第三段是「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我另外在講錢先生的事業，曾講現在的新亞研究所，是完全獨立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外，同新亞書院分立，所以得不到香港政府資助，要靠自己維持下去。這種情況又回復到新亞原初在農圃道時的精神。雖然如此，我們應該同錢先生一樣，「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所以新亞研究所在這方面仍然要繼承錢先生、唐先生心願，繼續講中國歷史文化、學術思想。在這方面，新亞研究所應該確實有其獨立發展性，有其存在價值。前路雖然困難重重，應盡量克服，能做幾多就做幾多。最後，如果大家想對錢先生的學術思想、文化心願有較詳細了解的話，就應該花多一點時間讀他的文章。在堂上演講就只能扼要地講，有時系統性可能不夠。今日就談到這裡。多謝各位！  

*** 本文選自《毅圃》第二十七期 2001年 九月號 ***